毫无疑问，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防止恶性通货膨胀”视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上的变化。这一“取向”上的变化又是通过某种“替代关系”可以察觉。因为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目标依然同2007年的目标制是一样的，都是8%左右。实际上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了11.4%,相比2006年的GDP增长率高了0.7个百分点。

　　今年中国的GDP目标定得的确有点保守，即使最谨慎的宏观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肯定会有9%的增幅。而真正令人棘手的是今年的通胀目标，因为全年4.8%的CPI目标是建立在下半年物价快速回落的基础上(因为上半年的CPI还会延续6%以上的走势)，但诡异的CPI曲线在奥运之后是否掉头向下？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也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命题。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资产价格(房地产和股市)走低，使得一些人怀疑中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是一个恰当的政策？我们认为，“一味紧缩”以及“为紧缩而紧缩”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在目前中国如此高企的CPI指数、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动能以及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的情形下，货币紧缩是一种必须的基础性的调控。在货币紧缩的大基调下，采取一些“供应学派”的做法，促进一些产业(农业)提高其产出能力，或者用财政和税收的刺激性政策来诱致消费需求，弥补投资需求被适当控制造成的对GDP数字的拉动。也就是说，未来CPI走低的关键不是期待农产品价格迅速回落，而是控制工业品价格(例如PPI指数)的涨幅或者促其快速回落。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通货膨胀的发生路径是一次不同部门涨价的先后序列路径，央行被“逼”出来的货币总是先被一些强势部门(具有更大权势国有企业)得到，这些首先得到货币的部门会将这笔钱花出去，或者用于投资，或者用于消费。于是，后一行业的企业的收入增加，他们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他们所需要的投资品或消费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于是，如果我们观察通胀过程中的不同产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接近政府的权势的企业、被政府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或者重化工业的基础性部门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房地产、钢铁)。这些行业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首先大量增加，然后它们的产品价格开始迅猛上涨，并将这种价格上涨效应开始向权力链下游传递下去。而确认通货膨胀大规模兴起的典型标志是农产品部门的整体性价格上涨，因为它们距离通胀权力源是最远、是最尾端的。在中国，这个弱势部门无疑是农业部门。一旦农产品这样的弱势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就标志着完全成形，政府就应该采取强有力措施来遏制通胀，例如大幅度的加息，提高准备金率以及票据回收。

　　但如果在货币紧缩的过程中突然又添加“宽松”的货币因子，那么，其传递模式又恢复到以前的权力传导模式，即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强势部门和企业首先享受“宽松”，接下来故事还是一样，PPI的价格开始飙升，农产品的价格也保持强劲的升幅，最终CPI的数字会到达一个新高度，负利率的持续扩大让民众无法确定其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到底谁更有风险？而且高物价将侵占中低收入民众的积蓄，使得这些民众其财富流无法支持楼宇按揭，导致未来的房地产价格跌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并造成大量银行坏帐。